之后马上有人提出要和老夏跑一场，然后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头盔里。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车队就是干这个的。

刚才就涉及到一个什么行为规范什么之类扣分的问题，行为规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人有时候是需要秩序，可是这样正常的事情遇上评分排名就不正常了，因为这就和教师的奖金与面子有直接的关系了，这就要回到上面的家长来一趟了。

而老夏没有目睹这样的惨状，认为大不了就是被车撞死，而自己正在年轻的时候，所谓烈火青春，就是这样的。

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

当文学激情用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东西发表的时候了。马上我就我隔壁邻居老张的事情写了一个纪实文学，投到一个刊物上，不仅发表了，还给了我一字一块钱的稿费。

这段时间每隔两天的半夜我都要去一个理发店洗头，之前我决定洗遍附近每一家店，两个多月后我发现给我洗头的小姐都非常小心翼翼安于本分，后来终于知道原来因为我每次换一家洗头店，所以圈内盛传我是市公安局派来监督的。于是我改变战略，专门到一家店里洗头，而且专门只找同一个小姐，终于消除了影响。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阿超则依旧开白色枪骑兵四代，并且从香港运来改装件增加动力。每天驾驭着三百多匹马力到处奔走发展帮会。

还有一个家伙近视，没看见前面卡车是装了钢板的，结果被钢筋削掉脑袋，但是这家伙还不依不饶，车子始终向前冲去。据说当时的卡车司机平静地说：那人厉害，没头了都开这么快。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